博士論文〈結論〉

第十章 結論

第一節 本論文的重點與發現

本論文各章節已論述如上，本節歸納各章節要點，下一節分析本論文的價值及未來的展望。

（一）新發現的重要文獻
本論文儘可能查閱各類文獻，以豐富其論述內涵，在各類的報紙、刊物、文集、回憶錄發現以往被忽略的文獻，所搜集的五六二篇重要文獻都是詮釋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無可替代的基礎，文獻的實證是支撐各項論述最有利的基礎。
《臺灣青年》出刊前，《臺灣日日新報》〈詹炎錄 論新學亦要用功〉、〈詞章界之惡化〉、〈詹炎錄 詩人之天職與社會〉等篇、及《臺南新報》〈萬殊一本〉、《臺灣日日新報》〈是是非非〉讀者投書欄，以傳統文人為主的報紙對新舊文學的是非、優劣已有深刻的討論，新舊文學論爭不只起於對白話文學的反彈，舊文人對新文學的批判乃是承襲自漢文文學傳統，而非以往研究所說的只是固守私利。《南瀛佛教會會報》的〈新舊文學之比較〉及民族運動家蔣渭水刊在《臺灣民報》的〈訬人大會記〉這些文獻以往未被處理過。昭和九年（1934），江亢虎蒞臺所引發的新舊文學論爭史幾乎被以往的研究者所淡忘，本論文特別探本尋源，釐析其發展脈絡。江亢虎蒞臺所引發的爭論，在戰爭體制時期並被鄭坤五及嵐映再次提出討論，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二）新舊文學論爭的外在環境
大正九年（1920）以後，不少人士深感新舊的「過渡性」，經濟環境已發生劇烈改變，意識觀念呈顯紛雜、矛盾的現象，新舊文學論爭就發生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不只意識觀念產生許多改變，就是在飲食、電影、繪畫、曆法各個生活層面都可發現變遷的軌跡。面臨時代巨變，儒學思想固然飽受新文化嚴厲的挑戰，但傳統儒學思想對庶民大眾及新舊文學論爭的觀念都仍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觀〈車中珍聞〉、〈聖道未衰〉可發現儒教對庶民大眾的生活仍具有深遠的影響，看《環球遊記》可知林獻堂在德國拒絕女子的邀舞，賴和簽署反對同姓結婚的「嘆願書」，可見儒教對知識分子仍具有影響力，面對這種文化環境，新文人反傳統、反宗教、反民間信仰、反舊詩的訴求當然會激起相當的反抗，成效甚至是事倍功半。
新文人常以媚日、封建、保守、僵化詮釋傳統文學與儒教文化，但這僅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還有其他豐富的內涵值得探究。日本所支持的是忠君愛國的儒教，對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儒家思想則予以壓制，看待日據時期的傳統文化不可只局限在往昔「媚日」或「保守」的化約概念。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維護其長遠利益，總督府對臺灣文化控制不曾鬆手，特別是接近或是邁入戰爭體制時期各項管制更是日益嚴格，這對漢文教育當然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新舊文人對漢文教育的內涵各有不同的主張，但他們都很關心臺灣漢文教育的前景，不斷透過各種管道敦促統治者放寬漢文的限制。

（三）新舊文學論爭的發展脈絡
大正九年（1920）至大正十二年（1923）「新舊文學論爭前期」，傳統文人刊在《臺南新報》的〈瓜架閒話〉、《臺灣日日新報》的〈現在中國的洪水與猛獸〉並未刻意排斥白話文，〈訓蒙格言〉、〈本島孔教振興策〉還希望藉由淺顯的白話文教育社會大眾或是發揚傳統儒教。新文人為了啟迪民智，大力提唱淺白的文字或是言文合一的白話文，但由於臺灣特殊的語文環境使得北京話傳播不易，學習中國白話文仍然採取言文分離的方式，造成學習白話文障礙難以克服。
大正十三年（1924）至大正十五年（1926）「新舊文學論爭激烈期」，《臺灣民報》所使用的文體除了強調專用白話文，也強調「平易的漢文」，這種方式擴大了文體選裁的範圍，專用白話文的觀點是促成後來新舊文學論爭的原因之一。《臺灣民報》在「一般論爭期」增加「漢詩欄」，這個轉變顯現《臺灣民報》包容舊文學的新態度。新舊文學論爭「激烈期」在新知識分子反傳統的背景下，大力批判舊文學，以「狂犬」、「孽種」情緒化語言譏諷舊文人，當然引起眾多舊文人的不滿。白話文在中國雖然已蔚成文化主流，在臺灣推廣中國白話文則時聞反對之聲，北京話特殊的語助詞對當時不熟悉該語言的臺灣人確是一大限制，中國白話文在日據時期依然無法達成「我手寫我口」的目的，才會被新舊文人批評仍是「新文言」，賴和、鍾理和、吳濁流都曾先後反映不熟悉北京話，因語言轉譯而造成創作中國白話文的困境。由《臺灣民報》〈本社特設五問〉的讀者反映可知中國白話文並未完全獲得讀者的認同。
新舊文學論爭仍然延續至昭和二年（1927）至昭和六年（1931）「一般論爭期」，但視對方為絕對錯誤的態度則較為少見，主張新舊文學相互包容的例子反而增加，《三六九小報》新舊兼收就是相互包容的代表性刊物，《臺灣新民報》增加舊詩專欄以徵求各地佳作。《臺灣日日新報》〈新設漢文公開欄〉徵稿文體的要求是「用簡易時文」，但特別強調「簡易時文並非白話文」，顯見在以舊文人為主的報紙編輯也感染文體「通俗化」這種新觀念，但新舊文學對立依然存在，才會特別注明「簡易時文並非白話文」。
昭和七年（1932）至昭和十二年（1937）「新舊文學論爭後期」，新舊文人不同的文學觀念隨著江亢虎蒞臺，潛藏的歧見再度爆發，除了文言文、中國白話文之爭，臺灣話文也加入論爭行列，提供另一個思考面向，這顯示他們思考臺灣文學的表現形式更加多元，日報版《臺灣新民報》採新詩「曙光」與「漢詩」並列，社論採用簡易文言體書寫亦彰顯文體兼容並蓄的風格。廖漢臣、張深切，劉捷等人都曾反對文體決定論，批評在文學形式耗費口舌之爭，更應該注重文學創作，開拓文學的內涵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昭和十二年（1937）底〈流行歌與詞比較〉反映白話文在市井風月場所的接受度偏低，促使知識分子必須尋找較雅緻的傳統詩詞以充實白話詩的內涵，顯示白話文學改革的歷史意義與創作成果是有所落差的。戰時大論爭初期的主題局限於舊詩的改革，這與戰時論爭末期新文人主張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的訴求截然不同。文學論爭除了彰顯不同的文學觀念，更深一層次從文化角度看，新舊雙方「秩序」感不同是更為根源的問題。戰時惡劣的文藝環境使得許多文人選擇沉默方式，戰時大環境對文人的文體觀念之衝擊實在很大。

（四）新舊文學論爭的重要觀念
舊文人希望維繫固有的社會規範，強調「文以載道」曾被新文人批評為不懂文學；新文人主張情性解放，故支持文學內容闡釋戀愛自由的精神，曾被舊文人譏為「淫徒」，這肇因於彼此對社會文化走向的不同見解，也顯示新舊文體除了文學表現形式之異，更醞含對社會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在舊文人的概念裡，儒學、漢學、道學、中國文學是互為一體的。舊文人將非孝論、戀愛自由與新文學相提並論，並予以批判，可見文學與社會風氣在舊文人是一併關照的，彰顯舊文人持「文化之學」的廣義文學觀是促成新舊對立的重要原因。新文人反對「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只是希望建立新的文學模式，並非如多數舊文人所認知的是要使傳統倫理規範解體，但部分新文人大力鼓吹「戀愛自由」、「非孝論」等反傳統言行確實可能加速社會的變遷，因而引起舊文人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
文體的發展與生物的演進方式是不相同的，硬套進化論將發生扞格不入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許多新文人並沒有這個警覺，舊文人雖然也曾對新文人的說法提出強烈的抗議，但在強烈的反傳統意識下並沒有被新文人接受。日據時期新舊文人面對北京話在臺灣不夠普及的困境，常轉而以「簡易時文」、「平易漢文」來代替，或是增加更為寬廣的文體範疇來包容不同的聲音。新文人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在臺灣建立中國白話文學的規範，一般讀者也難以立刻接受中國白話文學，使得新文人的理想大打折扣。文學通俗化與大眾化固然重要，但若沒有經過文字萃練也可能流於粗糙，當然不容易讓一般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日本強權統治之下，不論傳統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或是教會羅馬字都曾遭到統治者相當程度的打壓，各種不同型態的臺灣語文固然有相互競爭的一面，但在「以大局為重」的前提之下，也常出現相互包容的一面，今後更該擴大研究層面，才能確實釐清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的各個問題。

第二節 本論文的價值與未來展望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人固然無法剷除臺灣舊文學的勢力，但他們的訴求激發新舊陣營檢討既有的文學主張，促使新舊文人發現彼此的差異，達到去異求同的效果。雖然新文人有些文學觀念值得商榷，但在日本強權統治之下勇於揭發現實文學環境的缺失，為臺灣文壇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引領新舊文人重新反省臺灣文學的形式與內容，為知識分子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考空間，在過渡時期促使新舊文人重新檢討臺灣文化的出路，打破固有儒家的文學與文化規範，豐富臺灣的文學與文化樣貌，新文人這個用心確實值得肯定。
舊文人堅持傳統的文學觀，有時雖然被譏為不知權變，但此舉促使新文人更認真思考臺灣文學的出路，不致只是複製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張就予以滿足。面對新文人的質疑，舊文人重新發掘傳統文學的特色，並調整傳統文學的形式與內容，促使部份新文人學習舊文學優點的迫切性，有的新文人也力求改進較欠成熟的白話作品，使其更能反映臺灣的聲音。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權統治之下新舊文人雖然遇到許多困境，但他們並未在臺灣文學發展史缺席，新舊文學論爭所綻放的智慧火花，光耀日據時期文化的夜空，並提供當代臺灣文學更多的參考面向，我們更當釐清新舊文學論爭的來龍去脈才能為下一代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績單。
本論文以實證工夫做為基礎，發現不少前人未曾留意的重要文獻，指出前人研究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史習而不察的盲點，並提出若干研究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史的新觀點，以新舊文學論爭的起源為例，目前出版的臺灣文學史及相關的學術研究都以《臺灣青年》陳炘、甘文芳、陳端明鼓吹白話文做為論爭的起點，其實早在《臺灣青年》發刊之前，《臺灣日日新報》及《臺南新報》的作者都曾對新舊文學的優劣及異同點提出意見；又如分析新舊文學論爭的原因時，以往的研究者大都未注意新舊文人對文學採取不同的「界義」，文學與道德的關係採取不同的價值觀都是促成新舊對立的重要原因，堅守舊文學並非不懂文學趨勢或是只為了追求私利，我們必須超越以往的研究窠臼。本論文的完成對規補這些臺灣文學史研究的盲點當有實際的幫助，並有助於了解新舊文學的發展脈絡，對建構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史與文化史應有正面的價值。
傳統思想對日據時期新舊文人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儘管面對新文化風貌，儒教仍是庶民階層及舊文人重要的思想根源；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及日本明治維新對臺灣文學與文化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今日重新檢視新舊文學論爭的得失，必須確實認識傳統及反傳統的文化意義，超越他們的歷史限制，並且擴展研究視野，如此才能建構更符合歷史實況的臺灣文學史。
多年用心搜集相關文獻，竭盡所能撰寫本論文，不過，日據時期仍然有許多文獻未經系統整理，欠缺電子檢索，浩瀚文獻，遺珠之憾在所難免；撰寫立場雖力求公允，但思慮未周，偏失可能難以避免，這都有待來日持續豐富其內容。《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的完成，只是在制式求學生涯畫上一個句點而已，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勉勵我們不可停滯自滿，學海無涯，人生必須不斷努力求進步，豐富自己的學養，為學術界奉獻一臂之力。